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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读者真实的郭小川

2000-03-02 来源:光明日报 杜惠 郭小林 郭岭梅 郭小惠 我有话说

郭小川去世20多年了,20多年来,他好像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家人的生活。这样的“没有离开”并不仅只是停留在一种缅怀的心情当中,而是更多更复杂。似乎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什么东西,放不下,也丢不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东西越来越趋于精神化,而不仅仅是情感化。

编辑整理郭小川的全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机缘,通过他的文字,在精神上虚拟着,把他的一生再走一遍,重新触摸他的爱与恨、喜与悲、欲与忍。当然我们也有过踌躇:这种精神上的蹈历对于普通大众有价值吗?郭小川的公众形象主要是一个战士诗人,他活着时抛给世间的多是激昂与奋发,是他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与梦想。然而真实的他确是单纯如此吗?我们觉得不是的。比如他被批判时的一些主要罪名: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驯服工具”论等等,他在一篇叫作《论听话》的文章中,曾经表明过他人生的一种倾向,这就是对真理与创造的倾向。然而他那一代人在现在看来似乎又确是较为简单甚至是幼稚的。这是历史的给予。当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自觉遵循历史的选择之时,这种选择中一些今天看来负面的东西,好像是既不能指责个人,又不好指责历史的。于是我们终于发现历史是一种无法逆转的东西,与历史相结合的人恐怕也是不能逆转的。当一个人的选择对于历史有所逆转之时,历史就会在他的内心意义上斥责他,也在他的行动意义上对他构成一种否定。因此作为精神层面上的郭小川,其结局是悲剧性的。本着这样一种认识,我们终于确定了这样一种价值认可:郭小川的精神悲剧对于后人认识历史是有价值的。他很深入地介入历史,而这种介入在他而言又有某种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只是遵命式地介入,而是充满个性色彩地介入,在否定个性的年代里,他这种个性的坚持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由此我们想到了要编一本什么样的全集,也就是说,在我们心目中的“郭小川全集”应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因为编与编可以有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当时我们面前有几种方案:一种是以不破坏郭小川在读者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作为选择标准;一种是要考虑到郭小川本人的取舍,他没有拿出来发表的作品、被迫写下的检查交待,不应轻易公开;第三就是给一个典型的历史个案以一个全真的文本。这里的抉择有二个,一个是对郭小川负责,一个是对历史负责,这个问题使我们反复思量。作为生者与后人,我们无权对郭小川的这些文字涂改删略;作为历史的一员,我们又不忍心把它埋没。在个人的荣辱与大历史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既对郭小川负责又对历史负责的方式。这种方式应该是有的。因为我们从心底里相信郭小川是一个真诚、善良而又充满激情与良知的人。交付一个真实的郭小川,本身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与负责,而且也就是对历史负责。于是就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文本。它不是仅从文学角度来选取作家的传世之作,也没有为亲者讳而避开作者的失误、偏颇与特殊环境下的观点和话语,而是尽可能全面地、本真地提供史料的原貌。全集首次公之于众的内容占全部字数的一半以上。

当然所谓的“真实”只是以现存于世的文字来尽可能的接近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人,而这些文字本身其实是既不可能真正“全”,也不可能完全的“真”的。由于几十年来动荡而生死难卜的历史,他的许多珍贵的生命时段已无字留存。第一种情况,是他本人不写下文字,比如1959年的当头一记冷棒,使他持续数年的逐日详记的日记戛然中断达一年多之久,又比如在万众噤声的多次政治运动之中和之后,由于许多人都有的某种内心恐惧,他很难写下心里的感受;第二种情况,他写下的文字未能留存,比如多封珍贵的信件已按照他本人的要求被收信人付之一炬而永不可得;第三种情况是有的资料因线索不明或图书及档案部门不存和不便拿出而不可得;第四种情况就是有的材料因涉及到他人的隐私等原因而暂时不易公开。总之,我们只能珍视历史遗留在我们手中的他的每一片锈黄色的纸片,至于如何看待字纸背后的无形的故事,只有靠读者和研究者从字里行间出发,去向幽深之处探寻了。(本文为《郭小川全集》后记,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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